SMO发来的明灯，用以自勉~

處女座 Virgo 08/23~09/22

心無旁騖，放手一搏。邁入年度最佳事業月分的這段日子，思路清晰、行事嚴謹，眼中除了目標，聽不見任何雜音，成績是最有力的王牌。專業自信和原則執著毫不虛偽矯情，平日的固執己見、一絲不茍更造就個人在極端情境下維持相對高品質。尤在眾人表現失常、退縮怯戰時，有機會趁勢超越。
有名無利，忌投機。
愛情是忠于感覺。

 

 洪流中谁没被主流过？谁没有被商品过？

 

今晚本来恰好的节奏，恰好的氛围，恰好的心情又被某些人某些事打扰……我什么时候才能too noble for anger too large for worry too happy to allow the presence of trouble……

烦往往是自找烦……本人宣布今晚主动结束这种情绪。

一个成功的单身汉，必然要有超过7条的三角裤，我要做一个成功的单身汉。。。

 

 

swing up！

 

 

 

丝绸左轮永远无法企及枪花的高度无关流派无关时代，最主要我想是因为主唱差距太大……  

 

明天又要出发去outing了，刚刚看到半年前去outing时留下的文字，半年的时间过得真快。

今晚跟D记的朋友们看球玩狼人，好开心~ 真不想离开CR building了，这帮朋友值得去交，哈哈

都忘记宏远输球的事儿了，今晚打得差死了，全体都想回主场夺冠吧我想…… 完全没在意输赢，easy~

去outing之前还是小小地纠结了一下，为什么上海br是去西安，我们去澳门这么龊…… 跟一群师奶大叔去澳门，能有多欢乐，明后天对我而言是工作的延续，我艹…… 我的睡眠，我的周末又没了……

 

算了，心态摆平点……  积累些人品好赢些钱回来……

 

 

内容提要：康德的整个道德哲学大厦的建成，不能回避也是首先一定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行为绝对地具有道德价值，什么样的道德法则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本文试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一窥康德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道德感 尊严 定言命令 规律 道德律令



康德的知识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解决知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上，康德颠覆了世俗：人们常常觉得知识是日常生活、习俗的积累，或者就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经验论与唯理论展开了热烈而似乎无法停止的争论，康德说，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经验，却绝不来自于经验。人能够为自然立法，知识的形成先天地决定于我们的理性。康德将这场哥白尼式革命的战火延续到了他的道德哲学的领域。日常的道德意识以及我们的道德直觉，或是以快乐幸福作为最终指向，或是将神的意志当作行为之决定根据，道德也就因此而成为或是对经验的总结，或者就是神的命令。康德则把道德的基础从经验的外在对象（物）转移到先验的主体（人）的意志中来，先确定先验的善良意志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律令，然后再推至可能的道德现象。康德寻求着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准则，该准则向最终定言命令的转化和实现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康德经历了三个过程：对情感的恰当区分；由尊重决定人类行为；由自由确立定言命令。



一． 性情感

康德道德领域里哥白尼式革命的意义不亚于他的知识论。L·W·贝克教授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也能找到一种类似于哥白尼似的革命。我使用现代人中研究康德而深受欢迎的作家的话，把它称之为‘卢梭主义的革命’，因为正是卢梭，他写道：‘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卢梭从政治意义上理解这种行动原则，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他对平民参与立法的辩护。只有平民的主动参加，而不是被动的同意，国家权力才是合法的。康德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萌芽，卢梭的政治原则，完全变成了康德道德的论据，在康德之前，道德法则的起源，要到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界的秩序或者人对幸福的追求中去寻找。康德反驳说，在这些之中只能建立明智的准则，而不能建立道德的法则。……因此之故，康德把道德法则的起源称之为意志的自主。”康德绝不是单纯的唯心论者，因为他并不拒斥经验；康德亦不是单纯的唯物论者，因为他也肯定人类意志的作用。于是这场道德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条康德称之为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定言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条定言命令于理论、于人的行为要能够成为可能，康德首先要排除掉人类情感中感性的成分。

人类很有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情感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除了会为生理欲望得到满足而高兴、为体皮发肤之失而感到疼痛之外，还有悲悯、同情、义愤之情，这是动物不具有的。人类会倾向于赞叹那道德的、善的事情，也会不齿于那些不道德的、恶的行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正是这些情感制约着我们的行为，但由此所彰显出来的是，我们为了得到他人的称赞而行善，因为怕为人不耻而不行恶。但究竟是我们称之为“善”、“恶”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我们的情感之好恶决定了我们称什么样的行为为善，其余的为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否是勇敢、坚毅的品质就必然意味着善，撒谎、放弃就一定是恶？我们又怎样去解释杀人者的勇敢和善意的谎言？我们陷入了困顿，也可能为自己行为的摇摆不定找到了辩解的借口。善恶之界定在情感的羁绊下显得如此模糊不清，它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着变化，情感的制约力量便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善恶的飘忽不定表达着行为的无法确定，行为法则的不可能。因此如若我们还希望发现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规律，就决计不能从人类普通的自然情感中去寻找。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的情感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与欲求对象密不可分的，一种仅仅与观念相关联。前者是欲望、偏好的原因，由之而来的愉悦就仅是出于对偏好的关切，感性的东西会左右它；后者是出于理性的关切，它将与感性无关。我们的困顿就来源于感性的情感。道德感应该是理性对道德观念的关切。

康德是这样来定义 “道德感”的，“然而，他们对道德规律确实感到关切，我们把这种关切的内在基础称为道德感。”道德感不同于由欲望对象或厌恶对象而来的自然的愉悦和不悦之情，它体现为一种关切，一种对道德律的关切，也就是服从道德法则的直觉。如果我们说人皆有道德感，在康德那里就不单指的是羞耻善恶之心，还指的是服从道德律的倾向。因此纯粹的道德感先天地决定于道德律，而不取决于主体的任何经验状态。同情、愤怒皆可能为偶然，而道德感只可能为必然，如若我们的道德律能够成为普遍有效的。与此同时，道德律以命令的形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追求的对象，什么是应该憎恶的对象，道德感便是促使我们去追求、去憎恶的一种主体的内在感受，而那依据道德法则能够成为必然追求的对象的，康德称之为善，依据道德法则会成为必然憎恶对象的，康德称之为恶。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谈到的，善恶概念不在道德律之前，而是由我们那能够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决定我们的善恶概念，决定行为的善或恶的依据就是先天的道德法则。善恶不仅与人的苦乐感受、与人的利益无关，也与外部事物、与人的意志无关。道德感亦与外部事物以及个体的利益倾向无关，与主体的经验无关，它仅是道德律所激发的一种主体的内心感受。但道德感并不能够因此就成为道德律的决定依据。“不能把这种道德感错误地当作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规律对意志产生的主观效果，而只有理性才对它提供客观根据。”

通过人类情感中感性成分的排除以及理性成分的介入，康德找到了可能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的道德律与主体感受之间的桥梁，或者说是满足了主体的情感需求。因此可以将道德感看作是道德律的结果，理性才是原因。“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作为规律的准则普遍性，我们为什么对道德感到关切，这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之对我们有效，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感到关切，因为关切是他律的，是实践理性对感觉，对一种基本情感的依赖。” 也就是说，退一步来看，即便道德感之体现出来的关切能够作为意志的决定性因素，但关切本身已指明了主体情感的倾向，它同主体欲望及外部因素的决定一样，只能够成为他律而不能实现自律。在康德那里，他律就意味着强迫以及该法则本身的不必然。康德其实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能够使得行动必然地具有道德性，显然，由情感而来的关切是不能够的；什么能够实现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这是理性的职责。道德感的提出，兼有沟联这两个问题的可能。自然情感不仅不能保证道德准则的普遍必然有效性，亦不能实现行为之必然道德；道德感不能够决定道德律，但它体现了行为的必然道德。

18世纪的欧洲伦理学领域，盛行的是以洛克、休谟以及亚当·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情感论。事实上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学，其基本性质是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是以愉快和幸福为唯一目标的。康德从根本上否定了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他在《关于美和崇高情感的观察》中写到，“情感绝非只有一种声音。”既然情感本身都不能够一致，它又如何能够提供判别善恶的唯一标准呢？

因此，仅仅将道德感这一概念提供给我们是不够的，关切不能够使我们的意志成为善良意志。换而言之，关切并不能决定行为的道德价值。其实， “关切”一词我们仍然可以作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对对象的关切，这就包括了经验的对象、主体欲望，而对道德律的关切亦属于其中，只是较特殊的一类，它更接近于让行为体现出道德性，因此将它作为过渡性的第二层次亦未尝不可；第三层次，虽然康德还是使用了“关切”一词，但纯粹唯理性具有，由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却已经脱离了感性层面上的“关切”的含义。我们毋宁可以使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尊重”。尊重一词才真正不成为经验意义上的情感，而由那所谓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直接规定意志，按照康德的说法，也就是对道德律的尊重。尊重道德规律的同时，也有着对人的尊重的要求。

 二．尊重

对道德律的尊重因而就不同于对道德律的关切，前者来自于纯粹理性。问题在于，我们道德该如何看待尊重呢？它绝对不是人类普通的自然情感，所以就不是由兴趣、爱好、关切所引发的；它可以被视作是一种道德情感，但也不单纯是对道德规律的主体感受，它为道德律所决定，也就区别于幸福论的自爱、自私、自满、自负。康德自己就作过这样的注释，“虽然尊重是一种情感，只不过不是一种因外来作用而感到的情感，而是一种通过理性概念自己产生出来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与前一种爱好和恐惧有区别的情感。凡我直接认作对我是规律的东西，我都怀着尊重。这种尊重只是一种使我的意志服从于规律的意识，而不须通过任何其他东西对我的感觉的作用。” 对道德律的关切，不足以把道德律看成是我自身的东西，就它所引发的只能是主观效果来看，它外在于我而最多只能构成他律。惟有对道德律的尊重，是内在而通过理性概念自发产生，它促使人们自觉地去遵守道德律令，这就要求道德律令不能是神的诫命，不体现为人对外在对象的追求，尊重规律是人自觉服从规律的动机。也正因为这样，对道德律的服从才不是强迫，而相反体现的是人的自由。尊重的唯一对象是规律，其作用产生的结果是对规律的自然而然的服从，因此道德律就不能是来自于经验的，只能是来自于纯粹理性的道德的规律。事实上，没有对道德规律的尊重，主体的行为就不必然具有道德价值；而行为之出发点若不是具备客观必然性的道德律，主体亦无法产生对道德规律的尊重之情感。

针对尊重一词，帕通曾经说到，“由于人类的脆弱，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规律必定是责任的规律，一种命令或强制服从的规律。这样一种规律，由于是强加于我们的，所以要引起一种类似畏惧的情感。在另一方面，由于是我们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也就是由我们的理性本性所强加的，它又要引起一种类似爱好或吸引的情感。尊重就是这样一种综合的情感。” 可能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的规律之于人类，必须体现为强制性的命令，这并非是由于规律本身，而是源于人类的脆弱性。换而言之，就是人类之有限理性的本质存在。行为道德性的保证在于对主体之经验的排除，经验阻碍着人类行为的道德纯粹性的实现。规律于是不能不表现为强制，但这种强制又不同于他律，它是我们自己强加给我们自己的，而我们不会给自己强加一些自己讨厌或憎恶的东西，因此更恰当地说，它是畏惧与喜爱的综合体，兼而有之却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

帕通无疑给出了一个关于尊重的形象的解释，至少他将尊重描绘为畏惧和爱好的综合体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综合体，尽管康德自己并没有这么明确地说明。所谓的尊重绝不来源于不服从会被威胁，会面临某种危险、危害，服从会被给予某种奖赏或认可，他们归属于他律，而即便是行为具备了道德性亦只是偶然地符合，人被情感左右着。因此，尊重被理解为类似畏惧和害怕同时又类似于爱好或吸引的情感，但它决不就是畏惧、害怕、爱好和吸引的情感。这就意味着敬重的情感不是本能的，不是对外界刺激的冲动（impulse），也就是说它不是被主体的经验所决定的，相反的，它是主体经验行为的决定者，因为它是纯粹理性的。它的可能存在于纯粹实践理性之中，是出于实践的作用，更确切地说，它不但是促使主体道德地行为地动机，也是使法则成为准则的动力。

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这并不是说行为的结果不重要，而是说在规定行为的准则的道德性能够被保证的情况下，行为结果道德性的体现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若行为的准则是经验的，可随着爱好等等而变化，行为的出发点无非就是主体的兴趣爱好，结果就只能是对这些兴趣爱好的满足；若准则即为道德律，道德即为动力，行为的结果便会具有道德性。因此人之行为具备道德性，就是要人类行为占据道德或者说是让道德律占据人类。由于人之行为准则常常要为经验的、偶然的因素所左右，因此基于准则的行为不必然保证行为的道德性，只有基于道德律的行为，会因着道德律的普遍必然有效性，而必然具备道德性。道德律令对于行为来说，是绝对的命令，完全地按照绝对命令去行为，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出于责任的行为，才能够说是与道德并行不悖的。行为的道德性要由人类准则之全部占有道德法则来保证，人类准则之转变为法则的能力在于人的纯粹理性，任何经验的、感性的东西都是对这个过程的破坏。法则与人之间还需要一个沟通，即动机，也就是说，人类为什么会去服从绝对的道德律令？纯粹理性若可以被视作是一个保证的话，那么由纯粹理性而来的对道德律的尊重便是促使人类绝对地按照道德律令而不仅仅是道德准则去行为的动机了。尊重道德律，让道德律直接决定意志，所要表达的就是要把道德律视作行为的最终目的。

对道德律的尊重，因而不是快乐感，不是因为服从了道德律而产生的愉悦之情；亦不是畏惧感，不是因为不服从就会被惩罚的担心和害怕。它们表达的是道德律的关切，甚至只能说是对行为结果的关切，这一切往往与尊重的情感无关。不可否认的是，对道德律的关切可能会意味着相应的行为符合道德法则，但并不意味着行为的动机是必然道德的。主体若寻求的是服从道德律之后的满足感，道德律就依然是他律而非自律的。自律的关键在与尊重，尊重是一种奇特的情感，它使人觉得自己内心高尚，感觉到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的前提保证了人自由、自主、自觉地服从道德律，而从这个意义上看，康德讨论尊重，正是为了解决人之行为的动机问题。

就行为与实践来说，离不开人的意志，意志也就是使得有理性者按照对规律的观念而行为的那样一种东西。意义又牵连到动机，我们不同于动物之处有一点即在于人类不仅是被刺激去行为，而更大程度上是由动机所决定的。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叔本华在他的“论意志自由”一文中将引起变化的因果性从形式上作了三种区分，包括狭义的原因、刺激、动机。由力学的、物理的与化学的原因所引起，主要体现在对无机体的作用上的，是狭义的原因；植物的全部生活是根据刺激的；动机则是指的由于认识而引起的因果关系，这是动物所特有的。叔本华的分类并不严格，动物的行为也有出于刺激的，而其关于动机的说法似乎更符合人的特性，因为人才是能够认识的，所谓对规律的观念首先是对规律的认识。一切来源于经验的兴趣、关切、爱好以及个体的爱好，都可能使主体的准则陷入自我矛盾，他会既想这样做，又想那样做。惟有由理性引导的、纯粹出于对道德律之尊重的，才可能保障动机的纯粹性以及普遍一致性，规律的给出也就意味着行为是一定要如此的，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行为的确不具有自由 。尊重道德规律去行为之本身就是能够保证行为的道德性的，尽管它未必能给你带来快乐，有时候甚至是痛苦。对道德律之尊重，就行为动机来说，就是要出于责任而行为，能够真正具有道德性的行为是出于责任的行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能够等同于对道德律之尊重，而即便是那些符合责任的行为，其德性亦为偶然，前提亦不为对道德律之尊重。



二． 与尊重的动机相匹配的定言命令

康德对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他首先要质疑人类什么样的行为可称之为道德的行为，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行为能够必然地具备道德性？康德认为，凡是出自感性冲动的，或者是经验的行为，都不必然地满足道德的要求，只有那出于对道德律的尊重所导致的行为，因为是纯粹理性的行为，才能在保证行为之动机的纯粹道德性之同时，保证行为本身的纯粹道德性。康德还要求，纯粹道德的行为不能够是强迫的，因为在强迫的语境之下，人完全不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也就无所谓什么出于责任的行为了。出于责任的行为，既可换而言之是由于对道德律的尊重所促发的行为，而出于责任的行为又必须是自由的行为，那么就动机与意志而言，对道德律之尊重所蕴涵的言外之意就是它必然构成自由而不是不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要追问“尊重”，我们就可以发现“自由意志”，正是自由意志使得“尊重”之下的行为体现为自由，而进一步可有“责任”之言。这同时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康德关注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道德性的主观根据在人的“尊重”、“自由意志”，其客观根据甚至是决定性的根据就仅是道德规律，“尊重”、“自由意志”之作用，正体现在让道德规律直接地决定我们的意志，那么，这样的道德律是什么样的道德律令？简单地说，它必须是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的客观规律。它包含有那些内容，这种虽表现为绝对的定言命令却又能够不构成强迫的律令是如何可能的呢？这两个大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康德整个道德大厦初始性东西的完成！

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道德律直接决定意志、行为，于是我们的道德问题不得不一起初就开始于、最后也会要结束在道德律本身的探寻和研究。康德道德领域哥白尼式的革命体现在我们无法由分析的方式得到道德律，而只能以综合的方式给出，至少道德规律至此是一个不得不如此的要求。康德以定言命令的方式给出了他的道德律令的三个公式，简而言之，是普遍化原则，人是目的的原则以及自律的原则。

作为对前述说法的总结，康德首先指出人类需要一种能够起着规诫性质的命令或规律。“人性的高尚虽足以把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理念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它却太软弱了，所以无力恪守它。本来应该为人们立法的理性，都被用来为爱好的个别兴趣操劳。” 人的有限理性不足以使得人类成为至善，兴趣、爱好的出现甚至能够左右理性，缺乏必要的指引，人类理性甚至可能成为兴趣爱好的帮凶。人类希求着自身能够具备有上帝全善全能的意志，但作为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来说，那应该如此的，现实中能够实现的只能是无限趋近。人类的理性必须被置于规则或规律的规范之下，这样的规则、原则、规律就是康德所谓的命令。“对客观原则的概念，就其对意志具有强制性来说，称之为理性命令，对命令形式表达称之为命令式（Imperative）。” 而那能够充当道德律令的命令式只能够是定言命令，或者称之为绝对的客观命令。

尽管所有的命令式都是必然地按照某种善良意志规律来规定行为的公式，但假言命令充其量只能够是作为达到善或成为善的手段。就人类可能的理性命令的公式来看，或者是技术性的命令，它们只能是或然的实践命令；或者是幸福的原则，它们是实然的实践原则，是有关自己幸福的工具的选择原则，康德亦称之为机智的命令。这两种命令所指向的行为并非出自善本身，它们之成为善的行为永远只是偶然的，甚至不能是作为善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实现其他另外目的的手段。第三种命令公式是定言命令的公式：“最后还有一种命令式，它直接决定人的作为，而不须一个另外的通过某种作为而实现着的意图为条件。这种命令式就是定言命令。” 定言命令表达着应该和必然，也就是我们道德诫律所应该呈现出来的公式，因为道德、善就是最终的目的。由康德对定言命令的讨论可以看出的是，既然定言命令自身蕴涵着对形式、目的以及可能性的要求，那么能够成为我们道德律令内容的也应该要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事实上，康德所给出的三个道德公式也正是围绕着这三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公式，康德称之为唯一的定言命令，是从形式上来说的，“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这个原则被后人们简称为普遍化原则，因为它旨在保证道德律令从形式上能够具备普遍必然有效性。这个原则康德后来又作了一点延伸，“你的行动，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 这一经过变化了的定言命令，在突出行为之准则需具备普遍性之同时，强调了如何实现准则向法则转变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意志，法则体现着对意志的命令，准则则体现着意志的选择，那么当我们回忆起定言命令表达着的是自身即为意图目的，而不是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时，我们知道了与这个道德律令定言命令相关联的意志就只能是我们的善良意志了。因为“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 于是对定言命令的探讨势必要触及目的。既然我们一再强调着判断定言命令的判断标准是我们将什么视作目的，是善自身就能够充当目的还是善是其他目的的手段，那么究竟什么能够充当道德的最终目的？康德提出了他的第二条道德律令的公式，“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该公式亦是在保证普遍性同时解决实践原则的质料问题，即目的的依据。康德指出，人之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是作为自在目的而存在着的，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被当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在目的王国中是有尊严（Wurde）而不是仅有价值的。正因为人是最终的自在目的，人类的善良意志是自在的善，这才促使我们将道德律令看作是行为的直接决定者，道德毕竟是人性中的道德，道德上的善正是善良意志本身。“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Menschheit）,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 然而道德律如何能体现出人的自在目的性以及善良意志？这就引向了康德的第三个公式，服从定言命令的人类自身就是道德规律的立法者。任何规律皆为自由的，道德规律亦不除外。人类正是在立法的参与过程中，体现出人的自在目的性，人的尊严、人的法则也因透显着与规律必然符合的意志，才成为彻底善良的意志。这于是也就回到了我们一开始就对“尊重”的讨论。“他之所以崇高，并不由于他服从道德规律，而是由于他是这规律的立法者，并且正因为这样，他才服从这一规律。……既不是恐惧，也不是爱好，完全是对规律的尊重，才是动机给予行为以道德价值。只有在其准则可能是普遍立法的条件下才是行动的意志，才是人们可能的理想意志，才是固有的尊重对象。人类的尊严正在于他具有这样的普遍立法能力，虽然他同时也要服从同一规律。” 对道德律的尊重最终实现的是对人性自身尊严的尊重，这样的一个道德律才是唯一值得尊重也是配得服从的规律。

后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之批评多立足于康德的情感论，事实上，康德并不排斥情感，只是排斥可能左右我们的欲望。情感、尊重和道德律最终都得指向人类意志，康德将道德与人类意志紧密联系，也是为了在解决道德律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转向实践理性。至少对于我们来说，在道德的领域里，康德首先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的画面！

参考文献：

[1] L·W·贝克1981年在第五届国际康德大会上学术报告：《我们从康德那里学到些什么？》英文版第三部分。转引自都本伟：“主体性道德哲学——论康德伦理学特征及其意义”，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德〕伊·康德（Immanuel Kant）著，苗力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德〕伊·康德（Immanuel Kant）著，郑保华主编《康德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7。此处“关切”对应于原文中“关注”，笔者认为“关切”一词似乎更为恰当。

[4]〔德〕伊·康德（Immanuel Kant）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亦参见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5]〔德〕伊·康德（Immanuel Kant）著，转引自韩水法著《康德传》，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www.54yjs.cn

[6]〔德〕叔本华著，任立、孟庆时译《伦理学两个基本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看了好多次我一直觉得亮点。。。不是黑人。。。不是范玮琪。。。不是范玮琪的外甥。。不是yi。。。是OMG！do it! 那个老外……

康老你还记得我吗？我是08年秋天借住在你家的那个小伙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孙兵递交辞呈 康典执掌新华人寿
2010年01月04日 07:12经济观察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欧阳晓红 2009年岁末，停摆已久的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新华人寿）董事会重获启动，8名股东董事和5名独立董事组成了新的董事会，空缺三年的董事长一职由62岁的康典出任。

康典在随后召集了新华人寿管理干部见面会。会上的消息称，公司原总裁并代行董事长职权的孙兵已经辞职，总裁一职将由康典兼任。

康典之前的身份是深发展监事会主席，并无保险从业经验。

汇金速聘

对于未来的发展，康典颇为自信。他表示，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保监会的监管要求，履行好自身职责……实现成为全国最优秀保险公司的战略目标。

康典的“空降”，让业界感到有些意外。

或许是一种巧合，就在2009年12月7日，中央汇金公司公告称，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出股权董事候选人。具体岗位为推荐至该公司参控股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公司）担任专职董事，聘期为三年（或一届董事会）。

其职位要求如符合国家和金融监管机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金融从业记录，具备丰富的财政、金融、财务、税收、审计、法律及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特别有一条——具有10年以上金融及相关行业的管理经验，担任过全国性金融机构总行(总部)部门正职以上职位，或担任过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董事以上职务，或在国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任中高级以上的管理职务。

此条正好对应了保监会的相关高求。此前，保监会下发了《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该征求稿要求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应当具有金融工作5年或者经济工作10年工作经历。

翻开康典履历表，一个“多面手”的形象跃然纸上，如经济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JesuSCollcge）博士预备生。曾任深发展监事会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处长、处长，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包装总公司副总经理，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时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 （香港），并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业务委员会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邀研究员。

值得一提的是，康典于12月24日提出辞去深发展监事会主席一职。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天内，康典可能就被聘为中央汇金公司的外派股东董事候选人。“从康典的辞职到汇金外派股东董事，再到赴任新华人寿董事长，几乎是个一步到位的过程。”一位业界分析人士认为。

新华人寿董事会相关人士则评价康典能力很强，虽然不甚熟悉保险界，但在国内金融领域却是个重量级人物。

对于康典的年龄，据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接下来，提及何时由董事会提名选聘公司总裁及相应高管人员，一位新华人寿董办人士称，正抓紧办理，相关筹备工作亦在加速进展之中。

康典履新

康典的到任也让个别新华人寿高管盟生了退意，包括总裁孙兵，总精算师、销售中心主任等均递交了辞呈。

一位新华人寿高管说，孙兵可能自有安排与想法，具体去处并不清楚，但个别人员的离职不会影响新华人寿的正常经营。“尽管董事长尽力挽留，但并未到场的孙兵去意已决，其辞呈已获董事会批准。”一位与会人士称。

某种意义上，此刻执掌新华人寿的康典颇为幸运，恰逢新华人寿有史以来最佳发展时机，受益于孙兵等新华人寿管理团队打下的良好基础，康典将接管一个即将步入寿险业第一梯队的保险公司。

在核心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新华保险业务品质持续向好，各渠道续期指标保持高位稳定。各项数据显示，新华保险核心业务强劲增长，规模保费稳步提升，业务结构、业务品质和业务价值均处于历史最好水平。截至2009年11月底，新华保险保费收入已突破60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保险业会计新政。一位新华人寿高管说，新政对其是重大利好，如前9个月，新华人寿全系统分红险累计占比稳定在90%以上；2009年，新华已形成具有高内含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表现在新契约期缴业务快速发展、续期业务形成良好的滚动效应。

保险业会计新政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保费确认方法、递延保单获取成本和准备金评估利率等；新华人寿则胜在 “保费确认方法”，90%的分红险占比意味着其保费规模不会因为保费确认方法的变化而受影响，但一些以投资型险、万能险产品居多的保险公司，其保费规模则在大打折扣了。

一位新华人寿高管称，新华人寿的产品基本上都能过关，如无意外，明年新华人寿就可跨入寿险业前三甲。

“康典的意愿也是要让新华人寿成为全国最优秀保险公司，既然有了孙兵以及新华人寿现任经营团队打下的良好基础，康典履新的压力并不大。”一位新华人寿人士说。

该人士表示，无论股东层面如何变化，并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何况随着四届董事会的成立，公司完善治理结构迈出实质性步伐，发展战略将会得以明确，经营态势向好。

即使你要指责我危言耸听，但也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时代已经是太平盛世了。

下面这篇文章出自FT中文网，作者是长平。这次席卷全城的反黑风暴以及其中衍生出来的插曲，继续折射所谓中国特色。关于律师：有监管制度缺位这个前提，执法者也可能是违法者，任何尝试与其对抗的力量，无论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还是一腔热血的正义卫士，都无异于螳臂当车。关于群众：在这个社会，只要情绪合时，群众很容易发出同一种声音，个人的立场是基于利益的立场，很少有人基于公义的立场发声，媒体也是一样，只有较远离体制的媒体才能客观中立，完美呈现“屁股决定脑袋”定律。

还在上班，流水账就写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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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中的重庆打黑

打黑还是黑打？重庆的行动一直存在争议。其中最响亮的质疑来自代理律师，通过他们的抗议，公众了解到犯罪嫌疑人权利未能得到保障，比如会见律师时必须有警员陪同、公检法联合执法、未经审判就搞出打黑成果展等等。

最近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警方抓捕，并经《中国青年报》发表通讯稿，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律师和记者的职业操守，事情更加扑朔迷离。打黑之初，重庆方面本来希望事情简单化，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但是，在过去的经验面前，目前的社会已经变得复杂了。

首先是多年的“依法治国”口号，让律师有了宣扬法律理性的机会。他们有的出于对专业的信仰，有的出于对生意的兴趣，都对警方的行动挑三拣四，抱持法律规章，呼吁程序正义。

但是法治观念并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更没有深入制度设计，所以在一些官员看来，律师的做法几乎就是在捣蛋。在不少民众的理解中，律师为坏人辩护，与其相信法律精神，不如相信见利忘义。

官员的立场有些过时，但民众又未必不对。现实所支持的，往往不是固守法律的好律师，而是功夫在法律之外的坏律师。勾结权势，行贿法官，敲诈当事人，成为一些律师的日常工作。

李庄律师是否犯罪，我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传言成为重庆警方抓捕他的背景。重庆方面显然认为，有了这些背景，他们的行动就有了更加广阔的道义基础。他们不仅为重庆市民扫黑，还为北京律师界清污。

律师所呼吁或者利用的程序问题，现在套到了律师本人身上。北京律师协会和一些律师个人出面，指出抓捕李庄律师的重庆警方是利益相关人，要求异地办案。重庆方面摆出的架势，则让很多律师都认为，大概他们在实体方面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同时被卷入这潭浑水的，还有《中国青年报》及其记者郑琳。李庄涉案之后，该报迅速发表了一则较长的通讯，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律师的丑陋嘴脸。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从报道中看出了记者和媒体的嘴脸。

这则报道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被指为“文革”腔调。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这种写作如何成为“文革”性质政治宣传的偏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事实是，各地的警方的通讯员，多半爱好这种文体。

重庆警方甚至准备了两份通稿，供媒体选用。“通稿”有两种，一种来自新闻通讯社，如新华社、美联社等，一种来自当事机构自己的炮制。对于前者，媒体可以具名刊登，也可以视为资料。对于后者，媒体只能视为资料。但是中国媒体往往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经常被要求只能使用“通稿”，二是记者直接将通稿据为己有，等于造假。

很不幸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琳不仅以自己的名义剽窃了这篇“通稿”，而且在遭到质疑之后，还发表博客宣称自己经过多番采访，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她没有料到的是，第二天《新京报》披露了重庆警方的“通稿”制作。

如果我们多一点耐心的话，就可以从中看出社会转型期的断裂现象。运动式打黑依旧可行，但是欢呼之中也有很强的杂音；律师指责官方，官方反控律师，用意都在法律之外，又都宣称依法行事；新闻媒体充当宣传工具的同时，遭到了专业主义的阻击。

很多围观群众并没有这样的耐心，他们更乐于用一句“全都是狗咬狗”来概括。令人担忧的是，在认同了这样的逻辑之后，“铁腕”就成为一种追求——据上海一个本地网站的最新调查，有92.7%的白领希望上海市长是薄熙来。

1.如果想进入一个行业，那么要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尽量熟悉和认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级别越高当然越好；最佳的就是具体负责业务的中间骨干中层。

2.当机会来的时候，如果自己很困惑，那么就找找年龄较长的前辈咨询咨询。

3.即使自己在门外，但必须掌握门内的人需求的技能（比如当时我就是做财务模型），那么才有机会；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进了投行才具备技能，其实由于投行的功利性，往往是你具备了某些技能，你才会进入投行。

 4.这一点和后面的有联系。其实只要坚持，机会总是有的。

fragment from pinggu forum

滙控最快３月沪挂牌筹逾六百亿

锐意在上海挂牌的滙丰控股（005），已密锣紧鼓进行上市准备工作。英国报章报道，滙控已委任中国国际金融（简称中金）、中信证券及高盛为安排行，预期最快明年三月登陆上海，集资五十亿英镑，折合为约六百二十六亿港元，有望成为首家外国企业在上海挂牌。   委中金中信证券为顾问 英国《观察家报》昨天指出，滙控资本充足比率佳，不需透过上市筹集资金，但该行正扩充其内地分行网络，亦正物色收购内地银行权益，故是次锐意成为历来首家在上海挂牌的外国企业，并透过在内地上市，让内地散户可以持有其股份；目前已委任中金、中信证券为其上市顾问，而高盛将会稍后加入承销行列。 报道引述伦敦律师表示，中国证监会拟明年一月修例，容许外国企业及非内地企业赴上海挂牌，但外资银行要收购内地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则维持目前近百分之二十的上限。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于本月上旬表示，外国企业在Ａ股上市将以试点形式进行，预期首批获准在国际板挂牌之试点企业的门槛将较高，首要考虑条件是有关企业要在中国有业务，并让具知名度的企业先上，没有中国业务而只是上市集资者则难符合条件，而有关上市的规则目前仍在制定中。   中港业务占四成盈利 事实上，滙控早前已多次提及拟赴上海上市，并一直与内地银监会及中证监等部门紧密接触，正等候有关政策出台，虽没有透露详情及时间表，但已表明未来将扩展中国及亚洲市场。香港及中国业务去年占滙控税前盈利四成，分析员估计有关比例未来十年将升至五成。截至九月底，该行一级资本充足比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比率为百分之十点三及百分之九。 滙控早于十九世纪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于一八六五年在香港成立，同年亦在上海及伦敦设立分公司，二○○七年正式注册成立内地分支，抢攻内地市场，并在短短二年间成为内地最大的外资银行。截至今年七月在内地总投资逾五十亿美元，当中包括持有上海银行、平安保险（2318）及交通银行（3328）的股权。 评级机构惠誉亦调高滙控评级展望，由「负面」上调为「稳定」，长期评级为「AAA」，虽然该行资产质素面对的挑战将至少持续至明年，但由于其业务地区分散，并拥有强劲的资金来源，加上资本充足比率稳固，将为滙控提供良好的长期风险评级；但惠誉却调低滙控旗下的美国滙丰融资评级由Ｄ降至Ｅ，长期评级为「AA-」，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绿茶是茶树上未经发酵的干茶叶，而红茶是经过发酵的干茶叶，二者在亚洲当作饮料和药品已有数千年历史，绿茶萃取物中含有丰富的酚polyphenols(为一种生物黄酮素)，为目前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可以抑制有害酵素自由基破坏微血管、皮肤及其它组织的健全和弹性。它们可以避免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流失，这对于微血管尤其重要，可使血红素通过狭窄的地方和避免血液从微血管壁渗漏,改善血液循环。

茶多酚是茶叶中儿茶素类、黄酮类、酚酸类和花色素类化合物的总称，约占茶叶干重的15％。茶多酚中最重要的成分是黄烷醇类的多种儿茶素。

茶多酚分子中带有多个活性羟基可终止人体中自由基链式反应，清除超氧离子，类似sod之功效，茶多酚对超氧阴离子与过氧化氢自由基的消除率达98％以上，呈显着的量效关系，其效果优于维生素e和c；茶多酚对细胞膜与细胞壁有保护作用，对脂质过氧化自由基的消除作用十分明显。

茶多酚还有抑菌、杀菌作用，能有效降低大肠对胆固醇的吸收，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是艾滋病毒逆转酶的强抑制物，有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抗肿瘤、抗辐射，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机理。

毒理学研究证实，茶多酚安全、无毒。茶多酚在医药、日化、轻化、化妆品、食品、油脂、保健等诸多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茶多酚的研究发展于80年代，进入90年代形成高潮。目前对茶多酚的提纯和应用研究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儿茶酚中有一种可以消除氧化剂和自由基的强力抗氧化剂的epi-gallo-catechin gallate(egcg)，它的效力为维他命e的200倍以上。绿茶萃取物的egcg主要是对抗自由基的破坏，它的主要成份egcg可以预防消化和呼吸道感染，不但可以阻挡致癌物质和紫外线，而且帮助修复皮肤、胃、小肠、肝脏和肺。egcg抑制可引起高血压的血管紧缩素1的转换酵素，egcg其降低血小板凝结能力与阿司匹林和银杏一样，同时可以避免因细菌引发的食物中毒和减低细菌附着牙齿造成蛀牙。

主要功能：帮助抵销食物中的致癌物质，如亚硝酸、黄曲毒素预防dna受破坏而生成癌细胞防止自由基、辐射线和紫外线的破坏增加皮肤弹性，避免皱纹、黑斑、老人斑过早出现。健全微血管，改善血液循环预防关节炎消除吸烟危害。

绿茶为药用，在我国已有2700年的历史。绿茶不仅具有提神清心、清热解暑、降火明目、降压除脂的作用，更有《本草备药》中记载：绿茶有解酒食，油腻,烧灼之毒……多饮消脂，最能去油。正如宋代诗人欧阳修《茶歌》赞颂的那样：“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

MIT economist Paul A. Samuelson, the Nobel laureate whose mathematical analysi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modern economics is built and whose textbook influenced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died today at his home in Belmont, Mass. He was 94.

Samuelson, an Institute Professor Emeritus and Gordon Y Billard Fellow at MIT, wa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When he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 to win the 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s in 1970, a year after the prize was created, the Swedish Royal Academy said that he “has done more than any other contemporary economist to raise the level of scientific analysis in economic theory.”

Twenty-six years later, in 1996, when he was awarded a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merica’s top science hono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praised his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science, specifically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macroeconomics, and to economic education and policy over a period of 60 years.”

Samuelson’s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were so numerous and fundamental that they lend themselves to description in more general terms. "If you did a time and motion study of what any modern economist does at work, you would find that an enormous proportion of standard mental devices trace back to Paul Samuelson's long lifetime of research,” said MIT Institute Professor Emeritus Robert Solow. “What I can add about my beloved friend of 60 years is that he had a marvelous intuition about how a market economy had to be. 'It must work like this,' he would say. 'Now all we have to do is prove it.' There was no one like him."

Samuelson was instrumental in bringing the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hich did not train graduate students when he joined it in 1940, to its current stature as a world-renowned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stitution. Reflecting on this at a dinner in 1991 celebr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partment’s Samuelson Chair in Economics, Samuelson referred to the department’s development as a “scientific miracle.” Admonishing the audience not to believe “that this was my handiwork alone,” he said that the department, from 1941 to 1960, “went from being a mediocre service department to becoming No. 1 on all foundations’ ranking of departments.” In fact, he quipped, by the mid-1960s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s antitrust division was starting to fret about MIT's garnering of mos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fellowships awarded in economics.

“Two factors explain our success,” Samuelson wrote in 2000. “One, MIT's renaissance after World War II as a federally supported research resource. Two, the mathematical revolution in macro- and micro-economic theory and statistics: this was overdue and inevitable — MIT was the logical place for it to flourish.”

As MIT President Susan Hockfield framed it, “Paul Samuelson transformed everything he touch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his field, the way economics was taught around the world, the ethos and stature of his department, the investment practices of MIT, and the lives of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tellectually and personally, his vision created the intensely collaborative culture of MIT'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in everything he did, he represented the very best of MIT.”

‘One of the giants’

Samuelson produced the best-selling economics text of all time,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First published in 1948 and originally prepared for MIT’s then-mandatory undergraduate economics course, Samuelson’s textbook was the first to explain the principle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to beginning economics students.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40 languages, and is now in its 19th edition in English. The textbook has sold nearly four million copies over a span of 60 years. 

Samuelson’s textbook influenced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said James Poterba, MIT’s Mitsu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former head of MIT’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 noted that for decades, future scholars, policy-makers, and business executives were introduced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s by Samuelson’s book. “He leaves an immense legacy, as a researcher and a teacher, as one of the giants on whose shoulders every contemporary economist stands,” Poterba said. 

In the area of policy, Samuelson never held a major government post but, true to his belief that economists should be involved in social issues, he served as an adviser to Presidents John F. Kennedy and Lyndon B. Johnson and was a consultant to government, foundations and companies. He also commented frequently on economic policy matters and for years made his views known to the public through a column in Newsweek magazine.

Often referred to as an economist’s economist, Samuelson once wrote: “In this age of specialization, I sometimes think of myself as the last ‘generalist’ in economics. My interests range from mathematical economics to current financial journalism.”

Samuelson continued to work long after his official retirement in 1985, arriving at his office at MIT regularly and remaining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department. Displaying his well-known wit, he told the gathering celebrating the Samuelson Chair,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until the end of time — to go on scribbling my articles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Sloan Building, in between playing tennis and drinking coffee at my other study in the Concord Avenue branch of Burger King.”

Ricardo Caballero, the Ford International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head of MIT’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said Samuelson remained a central figure in all the department’s gatherings until the very end.

“He always had the last — and the first — word, and deservedly so,” Caballero said. “We will miss him and his unmatched wit very much, but his intellectual legacy is enormous and perennial. The world is different today because he was with us for many years."

International acclaim

Paul Anthony Samuelson was born in Gary, Ind., on May 15, 1915. He received a B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35, an MA in 1936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PhD, with a David A. Wells Prize, from Harvard in 1941. He was an early Junior Fellow at the 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

He was appointe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MIT in 1940, associate professor in 1944, and full professor in 1947. In 1966, he was named Institute Professor, MIT’s highest faculty honor.

Even as a graduate student at Harvard, Samuelson won international acclaim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Confronted by contradictions, overlaps and fallacies in the classical language of economics, he sought unification — and clarification — in mathematics.

In his first major work,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1947), which was also his PhD thesis, he told economists that they had been practicing “mental gymnastics of a particularly depraved type,” and were like “highly trained athletes who never ran a race.” He did not claim mathematics would cure the ills of economic analysis, but he did insist that mathematics was essential.

The Swedish Royal Academy said in its Nobel citation that in this first book and in a large number of articles as well, Samuelson had “rewritten considerable parts of central economic theory and has in several areas achieved results which now rank among 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economics.”

In his work on the theory of balance between prices and supply and demand, the academy said, Samuelson had succeeded in “formulating the theory in mathematical terms. The matter of approach, how to handle this problem, is what his contribution was.”

As an adviser to Kennedy and Johnson, Samuelson advocated tax cuts and the war on poverty. In 1974, he was one of 21 economists to attend President Gerald Ford’s two-day “inflation summit conference.” There, he said America had been stricken with a bad case of “stagflation” — the toxic mix of high unemployment and high inflation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the Nobel Prize and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Samuelson was the inaugural winner of 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s award for the best American economist under the age of 40, in 1947.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He was the author of hundreds of articles in professional journals and magazines, and served as associate editor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and editorial boards of several professional journals.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ive volumes, containing about 400 articles, by the MIT Press. Another 200 papers will be published in volumes 6 and 7, now in progress.

His memberships and fellowships included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the British Academy, Phi Beta Kappa,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president, 1965-68 and lifetime honorary presiden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he served on the Finance Committee from 1977 until 2009, and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amuelson was a distinguished lecturer at more than 20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societies, and received 35 honorary degrees.

He is survived by his wife of 28 years, Risha Samuelson; six children from his first marriage to the late Marion Crawford Samuelson: Jane Samuelson Raybould, of London; Marnie Crawford Samuelson, of Brookline, Mass.; William Samuelson and his wife, Susan, of Belmont, Mass.; Robert Samuelson and his wife, Kristin, of Boston; John Samuelson and his wife, Gail, of Sherborn, Mass.; and Paul Samuelson and his wife, Martha, of Newton, Mass; and a stepdaughter, Susan Miller, of Lexington, Mass. He is also survived by 15 grandchildren.

 

 乌有之乡“中医·保健”书目（征求意见稿）  

 

 作者：乌有之乡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2-3